李泽厚：“理性”这个词至今未有公认的明确解说，而且始终是一大难题。一般说来，“理性”总与某种规范、秩序、原则相关，它经常以语言方式在人群中传布、展示和继承，而不同于个体生而具有并只属于自己的感官知觉、神经反射和各种情绪【李泽厚认为理性具有社会客观性，而不是康德说的普遍必然性】。我 ... 展开

邓晓芒：西方自由概念是以意志概念为前提的，而意志概念是以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立的灵魂为前提的。因此自由就是意志自由，即个体由自己决定自己的行为准则的自由，它最早体现为古希腊的努斯精神，同时也包含有自我规范的逻各斯精神（如斯多亚派意义上的自由精神）；到近代体现为英国经验主义追求个人幸福 ... 展开

邓晓芒：西方“理性”一词，英文为reason（相应的德文为Vernunft），在我国是沿用了日本学者对英语的音译（也包含意译的成分），并非我国本土固有的词汇。中国古代“理”与“性”分开讲，到宋明理学，有“性理”连用（如朱熹的“性理大全”），但一般不把“理性”作为一个专用名词连用。

中国的“理” ... 展开

李泽厚提出的哲学是一种实践哲学。

人类理性有两种功能：一是认识功能，二是意志功能；康德称前者为理论理性，称后者为实践理性。在近代哲学中，康德是把实践范畴引入哲学的第一人，不过他所说的实践还只限于伦理学的范围。在康德哲学中，实践理性还是用来解决休谟的怀疑论、为形而上学划定范围和开辟科学道路的工具。 实践理性是自由的 ... 展开

“我对数学远不算内行，但在调研了一些资料后，我都能看出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远不如古希腊。因为古希腊提出了公理体系、逻辑证明方法，从少量的公理严格推出大量的定理，这是数学的正道，现在所有的数学家都是这样。而中国古代的数学没有公理体系，研究的大多是如何计算面积、体积、比例等实用问题，在 ... 展开

中国文明总的来说是以人类行为规范作为取向，它是一种取向于传统的经书文化，而不是公共话语文化。希腊人对思辨的系统的哲学兴趣，印度人对解放和拯救的兴趣，在这里都没有。中国文明更多的是实践的和实用的取向。直到今天为止，这种实用取向的“儒家”在中国文化和社会中起着重要作用。即使在现代中国 ... 展开

邓晓芒：在古代希腊的文化背景中，一开始就蕴涵着一个内在的矛盾，这就是努斯精神和逻各斯精神的对立统一。这两种精神的产生，是与古希腊社会特殊的文化结构密切相关的，它们共同形成了西方“理性”概念的内涵。中国传统哲学中既缺乏逻各斯精神，也缺乏努斯精神，因而缺乏理性精神。但这一点很多人不承 ... 展开

东方思维方式是相对于西方思维方式而言的，它形成于以中国、印度、日本为代表的东方古代社会。人们在认识（认知）和实践活动中以较稳定的形态表现出来的致思取向、思维特征与思维框架，就其基本特征而言，大致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：

1.天人合一的致思取向。在东方哲学中，人天关系为各种哲学思想所重视 ... 展开